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研究

鲍珩淼 吴超鹏*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摘键要：产品质量关乎国计民生，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本文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分析师跟踪对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公司实施产品质量违规的概率越低，且其违规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健康影响也越小。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分析师通过调整荐股评级以及在实地调研中问询产品质量信息对公司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从而抑制公司的产品质量违规。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分析师具有行业专长、声誉较高、与公司地理位置较近，或当公司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分析师跟踪对产品质量违规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本文通过揭示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监督作用，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利用资本市场信息中介，探索解决企业产品质量问题的路径，从而保障公众利益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

关键词：分析师跟踪；产品质量；公司违规；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 A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

一、研究背景

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关键维度，不但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与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密不可分。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党中央和政府愈加重视我国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做出“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强调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这一背景下，改善产品质量不仅成为企业树立品牌形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要途径（Suchman，1995；方正等，2010）^[1]，同时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保障产品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畅通消费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增进民生福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发生过不少产品质量违规事件，不仅导致涉事企业的品牌资产和社会形象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龚强等，2013）。因此，加强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行为的治理和防范，对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企业是保障产品质量的首要主体，而管理层则是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责任人。公司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约束，确保其充分履行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义务。若公司内部缺乏完善的治理体系，将无法有效监督管理层履行对股东和公众的责任，公司的产品质量违规也将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因此，产品质量违规行为本质上是公司内部治理失效的一种体现（Rajagopalan and Zhang，2009；Burke，2022）。基于此，如何利用外部监督渠道优化公司治理体系，确保管理层重视产品质量安全，成为抑制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前，学术界对于如何解决企业产品质量违规提出了不少方案，但主要集中于考察政府和媒体等主体的抑制作用（如Ferrier and Lamb，2007；文晓巍和温思美，2012；Qin，2013；周开国等，2016），对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能否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形成有效的监督效应，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将基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监督的视角，探讨分析师跟踪这一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否对管理层发挥外部监督职能，从而抑制公司的产品质量违规行为。

分析师跟踪能够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发挥监督效应的内在机理如下。首先，分析师具有监督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动机。分析师的核心职责在于提供财务分析和投资建议，而产品质量违规的曝光会对公司的财务业绩和品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Jarrell and Peltzman，1985；李正等，2016）。因此，分析师通过关注公司产品质量状况，能够帮助投资者识别潜在风险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其次，分析师具备监督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能力。现代分析师拥有跨领域的专业背景，凭借其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信息挖掘能力（Bowen et al.，2008；Jing et al.，2024），能够对公司内部控制、战略管理、治理状况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及时识别影响公司财务稳定性的产品质量违规风险。此外，分析师拥有监督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多种渠道。除了在电话会议和实地调研中直接向管理层表达对公司产品质量的关注和担忧外，分析师还可以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调整股票评级向资本市场和公众传递公司的产品质量信息，从而对管理层的产品质量决策形成间接监督作用。相比于传统的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渠道，分析师通过长期、持续且深入的跟踪调研，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公司的产品质量状况、动态评估管理层的产品质量决策，而且能通过市场化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对管理层的联动监督作用，确保公司产品质量始终处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关注之下。因此，分析师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更为有效的社会化监督力量。

二、研究发现

为考察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本文以2002-2020年我国2,210家A股制造业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实施概率和严重程度两方面构建产品质量违规变量，进而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的上市公司，其实施产品质量违规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均显著越低。为克服遗漏变量和选择性偏差等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采取两种方法建立起分析师跟踪与公司产品质量违规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本文利用券商的关闭与合并事件作为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券商关闭或合并前后，分析师跟踪数目的变化对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其次，本文将预期分析师跟踪数作为分析师跟踪的工具变量，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基准模型。上述识别策略的结果验证了分析师跟踪对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因果影响。随后，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分析师通过调整荐股评级和在实地调研中问询产品质量信息，形成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效应，从而抑制产品质量违规行为。最后，本文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分析师具有行业专长和较高的声誉、与公司的地理距离较近，或者当公司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分析师跟踪对管理层发挥的外部监督作用更强，对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显著。

三、理论贡献

和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文拓展了有关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领域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就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一方面，分析师跟踪所产生的监督效应能够增加企业道德行为的社会舆论压力，约束管理层的利己行为，进而推动公司开展更多慈善捐赠活动（Zhang et al.，2015），减少税收规避行为（Allen et al.，2016），改善员工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Bradley et al.，2022），以及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Jing et al.，2024）。另一方面，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也会加剧管理层的短视主义，导致管理层过度关注公司的短期盈利表现而减少社会责任的履行（Adhikari，2016；Qian et al.，2019），进而造成员工福利的恶化（Caskey and Ozel，2017；Raghunandan，2021），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增加（Liu et al.，2021），以及产品召回频率的上升（Li et al.，2024）。然而，尚无研究基于中国背景探讨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揭示了分析师跟踪对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抑制作用及其内在机理，这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中国分析师如何影响企业产品质量合规性的理解，并拓展了分析师跟踪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领域的文献。

本文与Li et al.（2024）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研究结论不同。Li et al.（2024）基于美国公司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会加剧公司的短期业绩压力，导致产品召回的频率显著增加，验证了分析师的压力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则发现，分析师跟踪显著降低了企业产品质量违规的概率和严重程度，验证了分析师的监督效应。尽管Li et al.（2024）进一步确认了产品分析师对产品召回的抑制作用，但产品分析师基于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中提出的产品质量问题频次是否高于其所跟踪行业内所有分析师在过去三年中提问总频次的中位数来界定，在其他情境下缺乏特定的适用性，且该类分析师仅为分析师群体的一个子集，其作用范围无法推广至美国市场的所有分析师。此外，Li et al.（2024）认为，产品分析师通过培育企业的产品质量文化、推动低质量产品退市来减少产品召回的发生；本文则发现分析师通过调整荐股评级和实地问询产品质量信息对公司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进而减少公司产品质量违规。其次，制度背景存在差异。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短期投资者占比较高，股东对股价短期波动的容忍度较低，业绩不佳的管理者更可能被解雇；同时，发达的控制权市场增加了企业遭遇恶意收购的风险，从而威胁经理人的声誉（Stein, 1988）。因此，美国企业的管理者通过削减产品质量投资来迎合分析师预期是有利可图的。相反，中国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通常长期持股，对短期业绩失败的容忍度更高，降低了管理者被迫离职的风险；同时，中国的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Jiang and Kim，2020），许多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委派或家族继承（Fan et al.，2007；Bennedsen et al.，2015），因而较少受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Lu et al.（2019）证实了这一观点，其调查数据显示仅30.9%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将分析师盈余预测作为评估公司业绩的重要标准。此外，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仍缺乏成熟有效的治理机制、信息透明度较低，外部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渠道有限（陈钦源等，2017；何慧华和方军雄，2021），这为分析师发挥信息挖掘和外部监督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而能够更有效地缓解管理层在生产经营中的代理问题，抑制公司的产品质量违规行为。

其次，本文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违规行为这一新兴领域文献的有益补充。现有的研究聚焦于工作场所安全违规、排放环境污染物、产品质量违规等公司社会责任违规行为，并考察了约束这些违规的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例如，在工作场所安全违规方面，Johnson（2020）发现政府在媒体中公开公司的工作场所安全违规行为能够抑制公司实施此类违规的动机，减少工伤事故；Amin et al.（2021）检验了宗教信仰对企业员工生产安全的影响，发现当地宗教氛围的浓厚程度与企业工伤事故的发生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违规方面，Chen et al.（2018）和赵阳等（2021）研究发现，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强制披露和环保督察等监管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污染排放；陈登科（2020）的研究则指出，国际贸易壁垒的下降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在产品质量违规方面，以往文献验证了政府监管（Ferrier and Lamb，2007）、媒体监督（Qin，2013）、卖空压力（张璇等，2022）等因素在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抑制违规方面的作用。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和根本。鉴于分析师发挥的外部监督效应，本文从分析师跟踪的角度探讨公司产品质量违规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深化企业社会责任违规领域的研究，还能在实践上为我国改善企业产品质量、保障公众利益提供经验证据。

四、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券商和企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信息中介，分析师的跟踪能够提升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使公司的产品质量状况受到广泛监督，有助于缓解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分析师合规管理法规，强化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引导分析师成为推动企业合规经营的积极社会监督力量。同时，券商和分析师行业协会应建立健全的分析师声誉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分析师的声誉资本对产品质量违规的抑制作用。

第二，实地调研是分析师跟踪获取企业产品质量信息的关键渠道之一。券商应继续支持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活动，以便更及时地识别和预防管理层在产品质量方面的不当行为。

* 鲍珩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1106，电子信箱：hengmiaob@163.com；吴超鹏，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wuchaopeng@xmu.edu.cn。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47）的资助。